近代以来，在追求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历程中，有许许多多爱国志士付出了毕生心血。其中范源廉、范旭东贡献卓著、令人瞩目。对范氏双贤生平的研究，以往多是分别放在教育史、工业史框架下，对两人事业的内在关联则缺少总体思考，甚至很多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不知道这两位大名人是亲兄弟。虽然术业有专攻，但这种情况也说明，我们常常不注意教育与实业的互动，忽略历史上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联系。历史作家江峡近年连续撰写《力从平地起，心向实处行——范源廉传》和《煮海的人——范旭东传》这两部“兄弟篇”，可以说弥补了缺憾，为我们认识范氏双贤乃至理解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探索，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最突出的事业看，范源廉是清华学堂的创办者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的首任校长、南开大学的校董会董事长，做过教育总长；范旭东则被称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是中国第一个大型化工生产研究组织“永久黄”团体（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黄海化工研究社）的创始人和核心。如果仅看这些头衔、履历，范氏兄弟似乎是“各自为战”，交集不多。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范氏双贤新传的著者江峡具有大型企业管理经验，又是历史学博士，这样的阅历使他敏锐地关注到范源廉与范旭东在成长中的相互影响，在事业上的相互支持。事实上，这对兄弟对教育与实业的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范源廉曾明确指出：“实业与教育互相联络，为益甚宏。若再协力进行，俾教育上之设施适合于实业之用，前途之希望，当更未有艾也。”而范旭东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在办厂的同时重视化工人才培养，被周恩来称为“人才篓子”。

　　天津是范氏兄弟事业的重要基地。当时有句民谚：“天津卫三宗宝，永利、南开、《大公报》。”这“三宝”是天津的骄傲，更是中国人自立自强的杰出代表。范氏兄弟一个是“永久黄”团体的创始人，一个参与创办南开大学。由于他们的推动，永利与南开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南开校父严修为久大最早的股东之一，校长张伯苓则为永利的董事，反过来，范氏兄弟先后担任南开校董。范旭东还参与创办南开经济学院，捐款帮助建立重庆南开中学。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兼化学工程系主任张克忠是黄海化工研究社的研究员，曾直接参与永利碱厂一些难题的解决。永利南京硫酸铔厂建设初期，张克忠被聘为技师，协助建厂。此外，南开还有许多学生毕业后到永利工作，成为骨干。全面抗战爆发后，天津沦陷，南开与永利都被迫迁往后方，艰苦的条件下，相互扶持。范旭东住到重庆南开中学南园，黄海化工研究社也一度迁至校中，坚持发展。这样的产教携手，堪称典范。

　　全面理解范氏双贤的事业，特别是深入考察其中的交集，可以获得宝贵启示。产教融合、产学研结合，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一体推进，今天已是耳熟能详的发展政策。但如何通过有效互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实现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上的突破，仍然是需要不断探索的时代命题。一方面学校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企业又面临“招工难”；一方面高校教师为发文章搜肠刮肚，另一方面科研成果又很少能真正解决卡脖子、卡脑子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产教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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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范氏双贤早在求学时代就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他们一个学师范、一个学化学，便是针对当时中国问题做出的人生选择。把两人事业统筹起来，才能更好地体会他们远大的理想与以身许国的抱负。他们要推动的是国人的现代化与全面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与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现代人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关注现实，具备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而国家的现代化，也必然要实现教育、产业、科技乃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形成同频共振。

　　在当年战火纷飞、政坛腐败、社会动荡的局面下，范氏双贤的抱负未能得以完全施展，在人生落幕时仍有许多未竟的事业。这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今天，经过一代代人前赴后继的奋斗，实现理想的条件已越来越成熟，当接力棒传来之际，先贤的思想和实践、精神和智慧，依然给予我们前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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