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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050.com发布时间:2025-12-25 04:45:19 点击量:
上海江西中路200号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大楼,过去是著名的商业银行﹣﹣金城银行所在地。该行老板周作民(1884-1955),从一个两手空空的官派留日学生,不数年变成一位大名鼎鼎的银行家,而且连续32年担任了金城银行的总经理,还兼任了十多年的董事长,经历了北洋军阀、南京民国政府和汪伪统治三个不同时期,在政坛多变、世态纷繁的十里洋场府和汪伪统治三个不同时期,在政坛多变、世态纷繁的十里洋场站稳了脚跟,其中的传奇故事,每每令老上海们叫绝。
当初周作民从江苏淮安老家乘船到上海,只带了一只包袱。同行的还有两个人,一是后来也成了大银行家的谈荔荪(大陆银行老板),另一位是当代著名诗人王辛笛的父亲王慕庄。谈荔荪家里有钱,单独包了一只船到上海,周、王二人家贫,只好搭乘班船。周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未入仕途,在乡下开馆教学,日子过得很清贫。周作民从小随其父读书认字,还当过有钱人家的书童。他读中学时,语文老师是著名学者罗振玉。罗振玉爱其才,到广东公学任教时便函召周作民赴粤就学。周作民实因家贫无路费,一延再延,直至第二年秋天,还是多亏他的一位同乡王仲书典押了大衣相助,才得以成行。在广东期间,他的学费均由罗振玉资助,而生活费用,则全靠夜间帮人抄写材料打点小工维持。好在他勤奋好学,刻苦耐劳,几年后考取了广东官费赴日留学,谁知读了两年半,官费停发,他断了炊,只好不及毕业而返回上海。
赤手空拳的周作民当时穷到那个份上,可是心气却驰聘万里有余。他为了谋生,经人介绍,曾在南京法政学堂工作,月薪24元。辛亥革命后,他得以进入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工作。不久政府北迁,周随财政部到北京,成了北洋政府财政部里的一个命事(相当于科长)。他绝不满足于这一小小职位,时时注意利用业务关系之便,与一些官僚、阔老拉关系,时机一成熟,他便独立山头,拉队伍,办银行。
后来他瞅准机会进入交通银行。一次他被派往芜湖办事,向安徽省督军倪嗣冲要求在芜湖开设分行。此事交通银行曾多次派人去芜湖,倪嗣冲为人霸道,不予理睬,这次周作民又来了。他拜见了倪嗣冲,送上一份厚礼,开口并不谈设分行之事,只讲贷款给安徽发展茶叶一事,一番游说把倪唬得眉开眼笑,当晚倪氏设宴款待,宴罢又搓麻将。头一晚,周故意输钱五千,当即开中国银行支票支付。倪见其出手大方,举止豪迈,又于金融、财政、实业诸端论述得头头是道,内心十分赞许。那一次周在安徽周旋了20天,混熟了许多朋友,直到临走时才提出在芜湖设分行事,倪自然未加考虑即点头允诺了,但要求周亲自来办才行。
两年后周作民摆脱了五日京兆独立出来办银行,倪嗣冲就成了他的大股东,其他股东不是政府显要就是地方豪绅。有大资本家王郅隆、陆军次长徐树铮、财政次长兼天津造币厂监督吴鼎昌、陆军部经理司司长陈国栋、山东省财政厅长曲卓新、长芦盐运使段永彬,以及交通银行的高级职员胡筠、任凤苞等。就这样,周作民本人虽无钱财,在董事会里无席位,但争取人心非常得法,终于收足了200万元资本,并当上了总经理。1917年,他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创办了金城银行,所谓金的城、银的行是也。该银行在他的主持下,几十年间兴旺发达,多次化险为夷,一直发展到解放初公私合营。
1935年以前,宋子文尚未实行金融改革时,政府还未形成对全国金融界的绝对垄断。一般的商业银行虽然受到外商银行和官僚资本银行的重压,仍有较大的发展余地。但如何发银行和官僚资本银行的重压,仍有较大的发展余地。但如何发展,各家银行往往都有自己的绝招。盐业银行的吴鼎昌在购买公债和外币债券上很下功夫;大陆银行似更注重于房地产的投资;上海银行的陈光甫则从市民的一元钱存款做起,积少成多,做扎扎实实的储蓄工作;而周作民,除了千方百计抓存款外,他把对工商业的投资视为天职。
周作民不愧为一个心理学和关系学的专家,为了银行事业的兴旺发达,他可以说是动足了一切脑筋。抗战之前中资商业银行已新创办了许多,而民间的资金只有这么多,有僧多粥少之虞。周作民认为,民间的游资向哪里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银行的外在形象。也就是说,人们都想把钱存入大银行,而你的银行实力究竟有多大,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做出的事情必须要显出底气,使人们感受到你的大。因此,为了得到储户的重视和信赖,他在排场和社交上很舍得花钱,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自建的银行大楼,都造得很讲究。金城在上海的银行大厦临近外滩,马路对面就是工部局,地域上左右逢源,占尽风光。大厦由清华毕业的中国工程师庄俊设计,高贵典雅,富丽堂皇,尤其是一楼和二楼的营业大厅,不仅天花板上的雕花和吊灯类似欧洲豪华的歌剧院,而且还有大理石砌成的台基式楼梯和汉白玉栏杆。把一组雪白的大理石构件置于大堂的吊灯之下,就使人好像步入了皇家宫苑,其气派与英国人的汇丰银行相比亦不逊色。与这样的银行打交道,人们心里自然踏实很多。
为了争取大户存款,周作民经常亲自在总经理室接待大存户。一来为他们提存提供方便,二来也是一种交际手段。因为大凡大户人家都是豪门联姻,拉住一个大户,常常会带来一群大户。双方既是主顾关系,又是朋友关系。有什么政界、军界和社会上的信息,通过大户们也常有收获,这样在业务上便于及早采取行动。为此,他经常招待大户们宴饮、打牌,把自己家乡最好的厨师招到银行来工作,又花高价聘请了浙江绍兴的兑酒师。所以银行界的人都知道,金城银行的酒宴是纯正的淮扬菜,最好吃。这么一来,他的本钱下得多,许多大户(主要是从北方南下上海的旧军阀、旧官僚)都成了金城的长期固定存户。
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金城银行在全国各地的支行、处已达65处。存款到1939年,已达2亿3千万元。
在银行投资方向上,周作民主要效法日本三井、三菱等株式会社的做法,着重将金融资本渗透到产业资本中去,在民族工业的投资中求效益。
金城银行,经营了许多企业,如太平保险公司、通成公司、诚孚信托公司、丰大号、天津航业公司、北洋纱厂、新裕纱厂等。参与投资的企业更多,还经理了不少工、商、矿、棉、农各方面的放款,曾是私营银行中向工业放款最多的一家。周作民最为不易的是,他与著名实业家范旭东的合作。范旭东是周作民留学日本时的同学,是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创办人。他在创业初期,得到周作民的不少帮助。范旭东先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在外国进口的精盐方面挽回了国家权利,博得社会上的好评。当时中国工业用碱全依赖英商卜内门公司进口,范旭东立志创办中国人的企业,打破卜内门公司的垄断,而英商方面就千方百计地扼杀中国的这个新兴企业。业内人把握不住这个企业的前景,都不肯贷款给他,而周作民慧眼独识范旭东,认为这个人有知识、有魄力,说话算数,况且他从事的事业在民族工业中属于首创,宁可冒风险也要贷款给他。当时金城银行里的股东大多数人都不赞成,认为太冒风险,而周作民力排众议,以总经理的身份坚决贯彻他的主张。第一次贷款10万元,第二次贷款15万元,到1925年,超过了60万元。60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实在不是个小数字,因为金城银行成立的时候,全部资金只有200万元。后来的事实证明,范旭东这个人的确是个有毅力、敢创新、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永利公司制碱成功之后,范旭东又筹办硫酸铔厂,建厂需要更多的资金,大约500万元,又得到了周作民的大力支持,他联合上海银行、中国银行共同支持他,最终都得到了很好的投资效果。
周作民自永利公司成立开始,由于他在资金上大力支援,即被选为该公司的董事长,直到他1955年去世为止。同样,范旭东也一贯支持周作民,当了多年的金城银行监察人,直到他1945年病逝为止。
商业银行家和民族资本家一样,在过去时时面临官僚资本的挤压和政海风浪的冲击。如果没有官方背景是难以长久地支撑下去的。周作民办银行,尽管陪尽小心,动足脑筋,但还会经常遇到麻烦。
周作民抗战中去香港,上海的行务交吴蕴斋等负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他遭到日本人的软禁,后来被遣回上海。周佛海多次要其出任伪职,他不干。但为了银行不被汪伪政府吃掉,他又要与周佛海周旋。内心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
常言道:树大招风。金城银行发了大财,自然引起官僚豪门的眼红,时不时地就来敲敲竹杠,制造些麻烦,颇令周作民头痛。
抗战中,戴笠手下的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要其经济赞助,他二话没说,要多少给多少。杜月笙在上海的代理人徐采丞为了与重庆方面联系,要在他家安装秘密电台,他明知此事危险万分,还是一口答应下来。按说,他对重庆方面是有贡献的,但抗战胜利后仍碰到了问题。
抗战胜利后的一天,突然有两个陌生人来金城银行经理办公室,他们手持一封立法院院长孙科的亲笔信,信中说:作民总经理吾兄台鉴:敝眷顷需头寸运用,数额约2亿元,拟向贵行抵押透支,一切手续即着杨庆簪、蓝业广两君洽办,至希赐予玉成,无任感荷。此候台安!孙科1946年6月6日。
周作民皱起眉头,知道这是敲竹杠,左右为难起来。应付吧,当时2亿法币确实不是个小数目,折合1000两黄金;不睬他吧,这种人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孙科信中讲的敝眷就是曾经名噪一时的交际花蓝妮。蓝妮原是财政次长李调生的儿媳,离婚永利皇宫官网,永利皇宫赌场,永利皇宫娱乐城,永利皇宫注册,永利皇宫,永利皇宫app,永利皇宫发财车,永利赌场,永利集团,永利娱乐城,永利娱乐场,永利澳门,永利博彩,澳门永利皇宫博彩官网,网上澳门彩官网,澳门永利后成了孙科的情妇,她想利用孙科这块招牌向周作民敲竹杠,供她挥霍,而孙科竟在信中称她为敝眷。
接信5天之后,周作民生怕出事,亲自去拜访孙科,除寒暄外,有意不提借款之事,可是蓝妮在一边忍耐不住了,竟当面提起借款之事,周只好讲已经交给下面在办了。过了两天,杨、蓝二人又闯进银行大楼,气势汹汹,非把钱弄到手不可,周氏出于无奈,只好同意。随后蓝妮拿出几幢在白赛仲路(现在复兴西路)的房屋地契及所有权状作为抵押品。可是这笔借款的期限一转再转,过了一两年,由于法币恶性膨胀,2亿元数字后来已经值不了几个钱了,金城银行白白地遭受了损失,只好把她的抵押品退了回去。
抗战胜利之后,的接收大员陆续到了上海。金城银行是一著名私营商业性银行,自然成了各级官僚敲诈的对象。他们一会儿放出空气说周作民是汉奸,要严惩,一会儿又派人冲进周的住宅将其绑走,过几天再放出来,说明是误会,弄得银行上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金城银行在战前曾与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结成了同业联盟,成立了四行储蓄会,并在汉口路四川路路口盖起了四行储蓄会的银行大厦。没几年实力即大增,继而于1934年又在南京西路造起了国际饭店,为东亚最高建筑,四行储蓄会藉此名声大振。抗战胜利之后,为重振旗鼓,周作民与钱永铭主持,将四行储蓄会改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向政府申请立案,可是这一批文却迟迟发不下来,原来其中又是一场骗局。
政府财政部有一司长叫戴铭礼,伺候孔祥熙、宋子文多年,很得宠,又与蒋介石为浙江同乡,于是狗仗人势,囊括甚丰。他看到财政经济正在走向崩溃,所以想为自己谋条后路,另作他计,一旦完蛋,自己也不至于去讨饭。其时适逢四行储蓄会申请改组,成立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申请文件传到了他手里,他便抓住这一千载良机,将文件压住不签发,任周作民托张群向蒋、宋申请并获得了首肯,戴氏硬是找借口拖延,等周作民亲自找上门来好讲条件。
大家正在疑虑之际,恰好戴铭礼与钱永铭有同乡之谊,来沪与钱的接触之中,就透露了线;,并谈及申请改组的批文,戴说不日即可批准。钱永铭将戴的意图转告了周作民,周作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家伙从中作梗,还意欲当银行的总经理,真是岂有此理!周作民怒不可遏,但迫于形势又不得不作出让步,结果就以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总经理的代价,换取了批准银行开业的批文,一场权钱交易始得以告成。
金城银行解放后公私合营,金城大楼后来曾作为上海青年宫活动场所,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交通银行上海分行行址。周作民本人解放前夕去了香港,1950年3月返回大陆,出任北五行(金城、盐业、大陆、中南、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的董事长,还向国家捐献了大批文物、字画。1955年在沪去世,享年73岁。
孙曜东,安徽寿县人,生于1912年,生在北京一个官宦家庭(其曾叔祖是光绪帝师孙家鼐)。8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美,学金融,肄业而归。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重庆银公司经理;敌伪时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他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扬帆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1955年潘扬冤案事发,被牵连入狱。1975年返回上海,任徐汇区政协侨联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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